《西游记》与精神分析学说  

/王振宇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主题是什么,可谓众说纷纭。作为一名发展心理学工作者,我看到的《西游记》,描述的是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斗争和演变以及自我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它与精神分析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本我是精神结构中最古老的生命核心,由爱欲和破坏两种本能构成,具有潜意识的特性。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本我像一只沸腾的大锅,里边充满着能量和精力,没有组织、没有统一意志、没有思维逻辑、更没有道德标准。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它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本我中的某些内容。自我的基本任务是自我保存,一方面,它要趋利避害,学会改造环境,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我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又要控制本能,根据具体条件决定是否满足本能的愿望,防止内部世界的过高要求,以求得自身的生存。超我又是从自我中分化来的一种力量,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超我是个体的父母(和教育者)的继承者和代表,它使自我处于永久的依赖状态,并不断地对自我施加压力。而《西游记》所描述的人物和情节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几乎可以对应。唐僧是超我的代表,孙悟空(包括八戒和沙僧)是自我的形象,各路妖魔鬼怪是本我的体现,佛和菩萨则是父母的化身。一部《西游记》讲的正是孙悟空从妖仙正果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个体心理发展的全部历程。

  自我是人格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格的发展究其实质而言就是自我的发展。因此,孙悟空的成长形象地说明了人格发展的历程。按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的能量来自本我。孙悟空得道之前,是一只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的石猴,处于个体发展的自恋阶段。用唐僧后来批评他的话说是性泼凶顽没受没管,与妖怪无异。后经祖师传道,习得长生之道、防灾之术和地煞之变后,孙悟空更是自恋自爱至极,扯起了齐天大圣的大旗,暴横人间,欺天诳上,干了一番销死籍、闹天宫的事业。这时的孙悟空实行的是本能的快乐原则。自从被唐僧收为徒儿尤其是带上紧箍儿后,孙悟空不得不接受超我的制约,刻意进行自我保护,听命于修正了的快乐原则,协调于本能、超我和现实的要求之间,一路上披荆斩棘,杀魔斩妖,保护唐僧西去取经。这一时期孙悟空的人格发展进入到对象发现和依赖父母的阶段。当唐僧师徒历尽艰辛,功成行满,五圣成真后,孙悟空发展到了个体成熟阶段。《西游记》一书中有多次反映孙悟空心理发展的描写。最终,悟空因隐恶扬善、伏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被佛祖加升大职正果,成斗战胜佛,形象地表现了悟空的成熟水平。

  用精神分析的观点看《西游记》,就能认识到作者(无论是吴承恩还是李春芳)在书中着力刻画的神仙,其实质是人性,是人的心灵深处的冲突,是个体的心理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游记》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艺术的先驱。在西方,不懂精神分析学说就难以理解文学和艺术。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学说也是读懂《西游记》的窍门。我想,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价值所在。《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的中国,而精神分析学说(以《梦的解析》,1900年为标志)形成于20世纪的奥地利,时空差距甚大,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好在弗洛伊德早有论述。他认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作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有价值的同盟军。因为,艺术家是用意愿来改变现实的人。作家正像做游戏的儿童一样,他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并倾注丰富的感情认真对待之。他们能轻易地得到心灵最深处的真理。而科学家必须面对现实。用知识来改变现实。他们必须在不确定中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摸索。文学家比心理学家更早触摸到人的心灵深处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与《西游记》作者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也在他的剧本中描绘了恋母情结和过失行为的深层动机。19世纪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佐夫兄弟》也展现了恋母情结、弑父动机和赎罪欲望。

  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解读《西游记》,只是一种理解方式。也许我们既不能把《西游记》看作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图解,也不能把精神分析学说当作《西游记》的诠释。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灵犀。希望这一理解方式能引起西学专家的兴趣,从而有助于对《西游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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